汪昂是中国明末清初名医。字讱庵,初名恒,安徽休宁县城西门人,曾中秀才,因家庭贫寒,遂弃举子业,立志学医。他苦攻古代医著,结合临床实践,经过30年的探索研究。编著有《素问灵枢类纂约注》、《医方集解》、《本草备要》、《汤头歌决》等。
汪昂(1615-1694年)清代医家。字讱庵,初名恒,安徽休宁县城西门人,曾中秀才,于经史百家均有深入研究,因家庭贫寒,遂弃举子业,立志学医。他苦攻古代医著,结合临床实践,经过30年的探索研究。编著有《素问灵枢类纂约注》、《医方集解》、《本草备要》、《汤头歌决》等。大多为入门书,便于初学者阅读。且每书均能提纲挈领,深入浅出,由博反约,有很大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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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经历
汪昂(1615-1695年),字仞庵,明末清初安徽休宁西门人氏。汪昂自幼苦读经书,“经史百家,靡不殚究”,是县里的秀才。明朝末年,汪昂寄籍浙江丽水,期间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,欲走仕途,但每每名落孙山。
明朝灭亡后,随着汪昂年龄以及阅历的增长,他越来越看清科举考场的腐败,开始厌恶科举制度,又由于明亡而有感于国家民族的兴衰,于是,在清朝顺治初年,毅然弃儒学医,笃志方书,并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医学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,从而著有大量医学科学普及书籍,盛行于世,成为一代新安医学名家。
汪昂弃儒攻医,时年三十有余,其抛弃仕途,改而学艺,认为“诸艺之中,医为尤重”,于是乎独专医学。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,身居避远山区,全靠自身勤奋,博览群书,刻苦钻研,而终成一代名医。汪昂不仅擅长临证,研究医学理论,而且十分重视医药的相互作用,于是常曰“用药如用兵”。认为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虽为完善、周明,然而过于浩繁,于是乎汪昂“特裒诸家本草,由博返约,取适用者,凡四百品,汇成小帙”,取名为《本草备要》(四卷)1694年成书。《本草备要》后经清代初年三大名医之一太医院判吴谦审定,在国内外广为刊行,总数有70余种版本之多,1729年(日本享保14年)植村藤治郎将读书在日本刊行。
在长年的行医过程中,汪昂发现“古今方(医)书,至为繁夥”,但为医方注释之书却很少,自陈无择首创张仲景《伤寒论》注释后,“历年数日,竞未有继踵而释方书者”。给初涉医门者带来了很多的困难,医方难以掌握。于是,汪昂便广搜博采,网罗群书,精穷奥蕴,于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六十八岁时写成《医方集解》。《医方集解》全书六卷,分二十一门,共收入正方三百七十多方,附方四百九十多方。此书博采古书,既吸收了陈无择、吴昆等书之优点,又结合了自己长期的行医实践,先解释受病之由,次说明用药之意,分别宜忌,唯求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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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贡献
汪昂诊病,注重临床。其一重脉证,二注药性。汪氏以为:医学之要,莫先于切脉,脉候不真,则虚实莫辨,攻补妄施,鲜不夭人寿命者。其次则当明药性,如病在某经当用某药,或有因此经而旁达他经者(《本草备要》自序)。
在长年的行医过程中,汪昂发现“古今方(医)书,至为繁夥”,而为医方注释之书却很少。自陈无择首创张仲景《伤寒论》注释后,“历年数日,竟未有继踵而释方书者”。给初涉医门者带来了很多的困难,医方难以掌握。于是,汪昂便广搜博采,网罗群书,精穷奥蕴,于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汪昂68岁时写成《医方集解》。
《医方集解》全书六卷,分21门,共收入正方370余方,附方490余方。此书博采古书,既吸收了宋代陈无择解释仲景之书以及明代新安医家吴昆《医方考》等书之优点,又结合了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,先解释受病之由,次说明用药之意,分别宜忌,唯求义明。《医方集解》刊行之后,迅速流行全国,1935年被曹炳章先生编入《中国医学大成》,1959~197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曾先后七次刊印发行,全国中医高校将其列为参考教材,1999年国家中医药出版社再次将汪昂医学全书编入《明清名医全书大成》,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。
汪昂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医学家,而且自幼坚持练功,讲求养生之道,强身防病。他年过八旬,身体仍健壮,精力充沛。所著《勿药元诠》一书,载有《养生颂》、《金丹秘诀》、《保健十六宜》等功法10余种,论述精辟,至今仍被医学家和养生家沿袭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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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著作
汪昂不是一个临床医学家,但是他用毕生精力呕心沥血,进行普及性医药书籍的著辑,用以教人济世。几百年来,他的著作风行海内外,一直是初学者极好的基础入门书。汪昂大器晚成,许多著作是在他高龄时完成的。《医方集解》著于康熙二十一年(1682),是他六十八岁时写成的。全书共六卷,分二十一门,收入正方三百七十多方,附方四百九十多方。此书博采古方,先解释受病之由,次说明用药之意;博采古贤名言高论,分别宜忌,力求义明。此书刊行后,流行全国,医家奉为圭桌。全国中医院校做为参考教材。
《紊问灵枢类纂约注》作于清·康熙二十八年(1689),是经过四十余年精心研究,到七十五岁才写成的。汪氏注释素问灵枢,乃遵王冰等四位前人之注十分之七,增入本人见解十分之三,经过删繁、辨误、畅文、释意、务求言简义明,故名“约注”。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认为“汪氏之作”,在《素、灵》节注中,可称善本。《本草备要》刊行十年后,于清·康熙三十三年(1694)汪氏在八十高龄时补充再版。全书八卷,为采集诸家本草筒辑而成,将药、证、病因,加以联系,选取常用药剂四百七十余种,附图四百多个。是一部内容简要的药物学。此书由富文堂再刊于1694年,大受医界欢迎,后经吴谦(乾隆时太医院判)审定。在国内外流传刊本较多。总数约有70种。1729年(日本享保14年)植村藤治郎刊行。解放后,有排印本发行。《汤头歌诀》也是在他八十岁时刊行的。选录常用方剂三百多个,编成七言歌诀二百首,每首均有方名冠,
并附有简要注释而便于初学者习诵,是一都流行较广的方剂学著作。1956年安徽省卫生厅曾翻印。据《徽州卫生志·书目》载,汪氏还撰《汤头钱数抉微》、《本草易读》八卷,《经络图说》一卷,《续增日用菜物》和《痘科宝镜全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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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特点
1.从入门书着手,主要著辑的有《素问灵枢类纂约注》、《本草备要》、《医方集解》、《汤头歌诀》等。2.改变了过去沿用的体裁,使前贤著作中没有阐述透彻的得以充实完善。表达力求尽善尽美。3.著辑汇集了前贤的医药精华,删繁就简,缩龙成寸,辩其舛误,参与己见,由博返约,通俗易懂,朗朗入口,易记易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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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原因
以医为本,致力普及
历来以儒从医者,皆因仕途不售,便在“不为良相,则为良医”思想影响下,以儒入医。汪昂则不同,据《庵填词图》载,汪氏少年即以古今文辞知名,后为一方辞学宗工,有《庵诗文集》若干卷行世。以其文才,仕途进取,《休宁县志》称“易如拾芥”。虽然他本是一位声闻邑里的儒生,但他却无意于科举,而独重医学,并将其与行政、刑典相提并论。汪昂认为:古圣人发明医术,使物不疵疠,民不夭札,日用之必需,其功用简直与刑政相表里。又言:“帖括浮名,雕虫小技,纵邀虚誉,无稗实功,唯医一道,福庇最长。”[3]在封建统治年代,医技一直被视为小道,是不为人看重的行业。而汪氏却能摒除俗见,以医为本,投入到这个“民生日用之实”的小道中来。这本身是一种超凡脱俗的行为,具有难能可贵的精神。
《辞海》评价汪昂的医著为:“颇切实用,流传甚广,对普及医学有所贡献。”汪氏积30余年心力所成《素问灵枢类纂约注》,目的是“去其奥僻,采其菁英”,原则是“适用而止”,大大简化前人同类著作,在诸多注本中至今依然颇受读者欢迎,对《黄帝内经》的普及作出较大贡献。他的其他著作也多致力于医学普及,如《医方集解》在分类编排上打破了过去方书以病症分类的传统,而采用根据方剂功效分门别类的方法,按补养、涌吐、发表、攻里、表里等21门归纳诸方。这样既便于查阅,又避免了重复。该书选取正、附方各300余首,选取原则是“诸书所共取,人世所常用”。
所选方剂皆药味简洁,药物平易,便于实用。书中虽有少数峻猛之剂,亦为攻坚夺病所必需者,而对冷僻,专治奇症怪病或药味超过20味以上者,则不收录。再如《本草备要》是以《本草纲目》和《神农本草经疏》为基础加以综合节要而成,汪昂在《本草备要》凡例中指出:“是书之作,不专为医林而设……篇章虽约,词旨详明,携带不难,简阅甚便。”所以该书最大特点是实用,所选400种药物皆常用之品;另一特点是通俗,解说简明扼要,易懂易记。而《汤头歌诀》的普及性及实用性就更无需多言,其灵活用韵、不拘一格的特色不仅开此类著作之先,而且时至今日,仍然是当今中医入门的必读之作。
汪昂不仅以医为本,重视医疗技术,而且为了使广大社会民众也能从中受益,他致力于医学普及,因此受到社会大众的欢迎。此二者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。
亦儒亦医,博学济世
新安医家是一个庞大的、高素质的儒医群体,他们儒而兼医或亦儒亦医、医而好儒,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,既深受中国传统,尤其是徽州文化的影响,又弘扬了徽州文化。汪昂就是这样一位儒医。正如汪昂所著的《痘科宝镜全书》一书序作者说:“余友庵汪先生,以儒学之宏才,明岐黄之奥旨,悯兹后学,恐失真传,故不惮勤劳,搜辑自宋以来痘科诸书,详加考订,务使理明辞达,简要易行者择行利世……”
新安不少医家为了课徒,便于掌握必要的医药学知识,曾以大量精力从事医籍的研究整理,融合诸家,编撰了一批由博返约、简明通俗的普及性著作。汪昂之所以能够在这批人中脱颖而出,和他深厚的儒学根底是分不开的。首先,他广博的儒学知识使其能够对古医学文献具有充分的理解力,最终能写出深入浅出的作品来。其次,古代徽州人才济济,亦医亦儒者大有人在,所以利用他的儒学声望,汪昂得以遍访名师,结交名医,这种交流与学习无疑有助于他的医学事业。最后,其所著之书或由他的一些在外做官儒士友人作序,或通过他们流传到外地,这大大加速了其医著的传播。同时,新安医家有着良好的医德医风,汪昂便是一位博学济世、口碑良好的儒医。从他作品中,不时可以看到他为大众造福而写书的思想,这种崇高的道德风尚也是他著作流传的一副促进剂。
亦商亦医,经营有道
在我国明清历史上,徽商是一个响亮的品牌,古有“无徽不成镇”之说。除了作为一名医者,汪昂在明末清初时还参与了出版活动,他在商业出版中独运匠心,并获得成功的事迹,都鲜为人知。他本人曾开有一家刻坊,名曰“延禧堂”,并在另一家刻坊“还读斋”进行过出版活动。汪昂晚年才以此为主业,并致力于医学书籍的出版。他采用了吸引读者的有效方法,如广告、装帧设计、读者定位和写作方法的思考以及始终与读者保持紧密联系,不断满足读者的需求,坚持正确的出版定位。
作为一位成功的出版者,汪昂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财富,更为他的医著的流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这种出版经历,是他智慧与创新的见证,也是他成功之道上不可或缺的一步。
在出版活动中,首先,汪昂网罗了一批明末进士,这些人在朝代更迭中多半已了无生计,穷困潦倒。汪昂为他们提供生存之道,而这一群博学之士以其才学和名声,编辑一批批优秀出版物。其次,汪昂济世救人的做法贯穿其出版活动的始终。汪昂认为,如果一本书受到欢迎,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就是它能为民所用,通俗易懂,当然也不排除赢利的目的。最后,他所出版的书为读者作了充分的考虑,极大地迎合了读者的需要。比如《本草备要》,该书携带方便,印制精良,分类上化整为零,把一部大作品分成可操作的小单元。与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相比,《本草备要》及其附加的四个本子更易收藏或携带,可放于箱中、船里或车上。在发行上,汪昂对产品投放市场十分主动,他将自己或还读斋的印章印在所出刊物上做广告,他还针对不同读者和书的不同特点,采取不同的宣传广告方式。汪昂的书实用性较强,既适合专业人士,也可为非专业人员所用。正如《本草备要》初版建议不懂医术之人亦应预备一本在家中,以备紧急情况时参考。
综上所述,汪昂的医著之所以流传如此广泛、他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的医学成就,除如上所述原因之外,他的谦虚好学、实事求是、利物利人的优秀品质也是他成功的必要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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